思二
不留著述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标准。“世上功名兼将相，人间声价是文章。”历代文人十分看重“立言”，发奋著述。
史籍记载，吴典“天资超迈，嗜爱读书，手披不辍。一目十行，过目成诵。才华出众，学问渊博”。才华横溢的吴典，本应著述丰硕，但是他身后却著述难觅。有学者推论：吴典没有诗文存世，乃有鉴于清代文字狱严酷，因此“聪明藏拙”，不欲以文字著述遗祸子孙，以致“一生述作，绝无遗存”。此说赞同者众。清朝对思想文化的钳制十分严酷，始于顺治一朝的清代文字狱，步步升级，愈演愈烈，至乾隆时达到顶峰。乾隆在位期间共兴文字狱70多起，全国各地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许多读书人仅因片言只语便遭死罪，诛连九族，祸延子孙。
由此看来，吴典之不留著述，不难理解，但理解不等于赞同。不留著述可视为“聪明藏拙”以避祸，却未免过于谨慎。清代海南名贤王国宪等多有著述存世，并未招致牢狱之灾。文字狱亦非清代独有，历朝历代许多文人并不因此而放弃著述，甚至遭灾罹祸也坚持。宋代大文豪苏东坡陷入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被打入大牢，出狱后一再遭受贬谪。他不因冤屈而畏缩，却因灾难而成熟，思想和艺术才华获得升华，达到更高境界。在贬谪黄州时完成了千古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
当然，不能强求古人个个都如苏东坡。中外历史上，不喜著述的文化名人并不稀缺。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晓岚曾说：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而今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他读遍经典，学富五车，但一生只写了一本《阅微草堂笔记》。吴典与纪晓岚同朝为官，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是否受到了他的影响呢？
（编辑：谢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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