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革命军为农民剪辫子。（资料图片）

　　一个王朝的结束，伴随的不只是枪炮声，而是一整套涉及人们行为及思维方式的变化

　　“皇帝倒了，辫子割了。”

　　少年时代的瞿秋白，当年留下了这样精辟的文字。

　　这八个字，一下就把辛亥革命的两大历史功绩作了高度浓缩：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二是革了辫子的命！

　　一个王朝的结束，伴随的不只是枪炮声，而是一整套涉及人们行为及思维方式的变化。

　　民国之初大兴剪发易服，就是要让一系列的变革渗入人们的灵魂。

　　琼崖随潮流而变

　　王家槐撰写的《海南近志》记录了中华民国元年在中国、在琼崖发生的一系列大事。

　　“中华民国元年春，正月，元旦，南京临时政府公布采用阳历纪元，定五色旗为国旗，革去长揖磕头之礼，代之以握手与鞠躬；大人老爷之称，改呼先生或衔职；男子劝其剪发，女子禁其缠足；吸食鸦片者，严令戒绝。凡属国民，一律平等……”

　　王家槐还记录了民国元年琼崖地方政权机构发生的变化：“琼崖道、琼州府、儋州及崖州之直隶州均废，行政区分计有13县，各县县名与各省县名同者改之。会同曰琼东，昌化曰昌江，儋州曰儋县，万州曰万宁，余如故，知县称民政长。自民政总长与琼崖安抚使以下衙门，所有清代沿用之仪仗排场，悉数作废……”

　　1912年3月5日的《时报》上，有人发表了以《新陈代谢》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这一系列“兴与灭”的对比，确实让人们感觉到，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中华民国成立后，定五色旗为国旗。图为紫禁城太和门悬挂的五色旗

　　剪辫之风早已有之

　　早在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事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逃亡日本。孙中山抵横滨后断发改装，以示与清廷决绝和革命到底的决心。

　　孙中山等革命者剪发易服，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事实上，来自民间的剪辫呼声，也已有多年。

　　独立撰稿人傅国涌曾撰文指出，剪辫之风，并非因辛亥革命的到来才兴起，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剪辫子，一些大胆的言论也随之出现。1903年1月15日，天津《大公报》的征文题目赫然竟是《剪辫易服说》。

　　1903年3月15日，《大公报》刊出征文第一名获得者朱志父的《剪辫易服说》，他力主剪辫易服，认为这和废弓矢、立学堂一样，都是因时制宜之举。并希望从皇帝开始改穿西装，把剪辫易服与尚武精神、强健体魄联系在一起。《大公报》按语称之“新中国特别精神”，“唤二百余年来不醒之沉梦，呼数百万方里不返之国魂”。

　　据当年10月媒体报道，“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参加乡试时只好装假辫子入场考试。而胡适回忆，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 

　　1903、1904、1906年，《大公报》先后三次发起以“剪辫易服”为中心的征文大讨论，发表了数篇关于“剪辫易服”的文章。这一切，都为后来剪发易服大行其道营造了一定的舆论氛围。

　　自1904年起，练兵处要改军服，辫子成了障碍。之后，新军官兵、警察剪辫子的越来越多。1910年，军谘大臣载涛干脆决定不再禁止禁卫军剪辫准其自由。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新军脑后没有辫子的真实影像。更早几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40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居半。

　　其实，早在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剪辫子之前，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1日举行的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就通过了剪发易服的议案。辛亥革命前夕，在清末状元张謇大办实业、教育的江苏南通，学生剪辫子已成为一种风气，张謇为避免太过张扬，还专门嘱咐已剪辫的学生装一条假辫子。

　　据《大公报》报道，1911年12月13日，袁世凯也剪去辫发，“以为各界之倡”。

　　当然，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让那条长辫形成了不少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必需品，一下子让大家全部剪辫子，对有些人来说，有点像你让一位整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突然穿上比基尼上街一样，于是，当政府下令强行剪辫时，满街都可见呼天抢地、磕头哀求留辫的人们。

　　这样的影响，有时是根深蒂固的。多年之后，有些人甚至是声名显赫的人物，还愿意留着辫子。比如，蔡元培当年聘请留着辫子的怪杰辜鸿铭到北大任教，就是一道相当独特的风景。

　　所以我们看到，直到1914年，中国的报纸上还有警察厅劝人剪辫的白话告示：“更有一般孤僻的人，自己觉着不肯趋时，他那里晓得孔子是时中的圣人。他若生在这个时候，也是要剪了辫子，同大家一样。”

　　用新衣裳体现新时代特征

　　学者李跃乾曾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断发易服进行系统研究，他指出，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在注意到西方人船坚炮利的同时，就有人注意到西方服饰的特点，比如林则徐，但他的观点是“夷服太觉不类”，说白了，那玩意儿不怎么样！

　　到了19世纪末，维新派康有为、宋恕等也十分重视服饰改革，康有为就认为：“王者改制，必易服色”，“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但是，变法失败，历史没有给康有为改革服饰的机会，。

　　到了20世纪初，西风东渐，服饰变革势不可挡。以女子服饰为例，女子崇尚西式服式。据《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的描述：“庚子以后，风气弥开，男女皆尚高领窄袖，……凡西洋服饰若花边细钮绒毛衣之属皆为常御之品，而往时之阑干挽袖均捐废矣”。随着女学堂的兴起，各种女学生装也开始出现。当时的新式学堂，其章程多模仿日本或欧美，大都明确提出了不缠足和衣饰整洁的要求。 

　　清末，一些军警部队已经引进西法操练新军，自然也要求在服饰上做出相应改革。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建立北洋武备学堂，聘德国教官训练，军服也参用德式，夏用黄卡叽布、草帽，冬用黑呢衣裤帽。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亦仿德制编练自强军，“令其悉照洋法操练，并其行军、应用、军火、器具、营垒、工程、转运、医药之法，亦俱仿之”。与此同时，袁世凯采用德操编练新军，官弁军衣靴鞋均仿德式，颜色一律纯用黑色。

　　那个时候，学生尤其是留学生，往往是易服最积极的实践者。1902年，时任驻美、日、秘公使的伍廷芳多次电告外务部，称留美学生“往往改易西装，自断发辫”。想想也是，你留着长长的辫子，穿着旧式长袍马褂，跟外国男女同学一起参加各种派对，要忍受各国同学异样的眼光和嘲讽，不别扭才怪！

　　甲午战后，国内开始举办各类新式学堂，而学堂中兼习西式体操遂成为学生易服的突破口。 

　　但辛亥革命的到来，才真正将易服推向高潮。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氅和燕尾服作为大礼服，这标志着在法律制度上对象征“级别等差”的封建服饰的彻底否定。

　　孙中山提出的服装制作的四条原则，“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更使得须臾不离身的服装摆脱了传统的尊卑等差，向着便于民众生活、实用、经济、美观的方向的发展。

　　记者注意到，当时针对服饰改革的讨论，还特别强调了“尚武”和保存国货，即在服装制作上要特别注意采用国产面料。

　　李跃乾认为，清朝的冠服制度，对于上至皇帝、下到官员及庶人的冠服形制、用料、颜色、纹饰、穿着使用等，都有等级森严的规定。清朝服饰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疏”、“分等级，定尊卑”的工具。

　　而武昌起义得手、帝制倾覆、共和告成，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以往服饰上的那种古板、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开始被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景象所取代。

　　在谈到当年人们服装的式样时，1912年9月8日出版的《大公报》的报道写道：“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而在色彩上，当年9月14日的报道称“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

　　从剪发到易服，一系列的变革之风，渗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也强烈地昭示着，一个新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