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明至腊戌行驶全程需七八天，机工们居无定所，图为机工在途中憩息。记者苏晓杰 翻拍

2015年5月，翁家贵（前中立者）与南侨机工后代陈达娅（前左一）在滇西抗战纪念碑前。　

　　文实习生 王茹月 记者 杜颖

　　《南侨颂》回海南

　　《南侨颂》组歌在海南演出，参与创作和倾注心血的人中亦有部分南侨机工的后代。他们与父辈的历史经历共筑了《南侨颂》的魂魄，其成功的背后，是不灭的南侨机工抗战精神的延伸。

　　父辈人生触动子女投身创作

　　在《南侨颂》组歌文稿创作人陈达娅的记忆里，父亲陈昭藻的背影永远是那个穿着劳动布机械服、微驼着背的老人。

　　“作为南侨机工，父亲一生节俭到什么程度？”陈达娅说，他一辈子都没有为自己买过一件新衣，年纪很大时，母亲强扭着为父亲生日做了一件衣服，他穿到了离世。

　　陈达娅的父亲陈昭藻，就是抗战时期特殊群体——南侨机工的一员。1939年，抗战进入黑暗的阶段，滇缅公路成为战时唯一的国际通道，战争急需大量技术娴熟的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南洋华侨筹振祖国抗战总会主席陈嘉庚号召在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当年，陆续9批共计3100多名机工回国，带着他们深入骨子里的爱国情愫。

　　在那条崎岖艰险的1146公里的交通生命线上，南侨机工在1939年至1942年间共运送军需物资45万吨，这些人中，有1800多人长眠于此，400多人回到南洋，还有600多人留在了云南。

　　“经历过生死浴火的淬炼，然而父亲后半生，却再也没有跟子女提过他是南侨机工。”在陈达娅的记忆中，父亲话不多，只字未提往事。

　　“父亲1987年过世，1989年，昆明西山南侨机工纪念碑成立，此时的我，才知道父亲是一名南侨机工。”陈达娅说，2000年，她和几位南侨机工的幸存者重走了滇缅公路，才让她真正逐步了解到这位少言的父亲一生的不易：“那时，南侨机工罗开瑚和翁家贵两位老人家，面朝公路深情地说了声‘战友啊！我们回来看你们了……’”就是“战友”这二字，让陈达娅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父亲当年那段未曾提及的过去曾有着多么深重的历史！

　　此刻，坐在大学的礼堂里，讲述这段往事，陈达娅再度哽咽了，就像当年她坐在滇缅公路旁思念着父亲一样。“我们有责任和使命让这段历史不尘封于岁月，我们有义务将这段历史铸就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在陈昭藻的遗物中，陈达娅特别提到了一张行军床，她说那是父亲当南侨机工时的行军床，破旧不堪，但直到父亲过世全家人都没舍得丢掉。正是对父亲的这种感情追索，促使了陈达娅在了解了南侨机工的历史后，一头扎进了对父辈这段南侨往事的艺术创作当中。

　　2014年，陈达娅完成了大型交响合唱《南侨颂》的文稿创作，创作的背后，是两代“南侨人“共同坚守的故事。她觉得不能只有文字，还应该有音乐来传递，才能够使艺术更加完整。

　　“要是能够用音乐传唱的方式来表达南侨机工英勇抗争的历史，那该多好！”一个偶然的机会，陈达娅结识了云南民族大学教授谢崇抒，也就是后来《南侨颂》的作曲人。在长时间反复琢磨探讨后，他们共同决定用交响合唱的方式来展现《南侨颂》，以及“南侨人”对“南侨魂”的坚守。

　　2014年的9月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上，陈达娅率领的南侨机工学会在云南省抗战胜利纪念坛完成首演，引发云南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昆明五场演出后，陈达娅率团又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槟城完成两场演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陈达娅热泪盈眶，“演出结束时，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上台紧紧握我的手说，‘南侨机工’这四个字该是用金子铸成的呀！”

　　马来西亚当地华人群体曾这样评价《南侨颂》：“南侨机工这段历史，通过《南侨颂》被唱活了，《南侨颂》的歌声，让英雄找到了回家的路。”

　　从26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赶来，就为感受这一场《南侨颂》回归故乡的演出，坐在台下，叶明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是的，动情的乐曲，将叶明带回了深久的记忆，叶明动情地说，“我的眼里仿佛见到了爷爷。” 

　　叶明感慨颇深：“爷爷战功卓著，不过总感觉那是一段飘渺的历史，不现实。但这次海南之行，听了《南侨颂》，彷佛从南侨机工英勇的战斗史上看到了爷爷当年战斗的情景，正是因为这段历史‘有血有肉’，《南侨颂》组歌的精神才会常照不息。”

　　尘封的记忆两代人的传承

　　南侨机工翁家贵老人的儿媳林嘉茹、王亚六老人的女儿王凤怜因父辈共同的经历而结缘，生活中以姐妹相称。此次演出《南侨颂》，也是完成了父辈们一直以来想回家乡海南的夙愿。

　　没有国，哪有家？1939年，25岁的翁家贵在报纸上看到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招募“南侨机工”到中国支援抗战的文告，“我会开车，也能为国家尽一份力。”翁家贵报名参加了陈嘉庚组织的第五批归国机工，这批一共有503人。

　　潘家湾训练所里，日军空袭过的情景，让从未经历过战争的翁家贵，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对于只有城市道路行车经验的翁家贵来说，他要在昆明接受严格的山地驾驶培训。而这里将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起点，从平民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兵。

　　在云南潘家湾训练所集训后，翁家贵和其他机工们开始了长达3年的抗战物资运输。

　　儿媳林嘉茹说，据家公回忆，当时他被分在14大队，每个大队分4个补充中队。翁家贵所在的中队主要负责从昆明到遮放运输枪支弹药、汽油等物资。任务紧急，路途遥远，运送一次至少要连续7天昼夜兼程，由于开的卡车有很多道奇牌卡车，以至于翁家贵亲切地称之为“道奇旅馆”。

　　身系中国抗战生命线的滇缅公路，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边行车边抢修，边塌方边修补。从昆明到畹町1000公里的距离中，翁家贵所驾驶的汽车要穿越6座大山，5条大江，无数悬崖峭壁，他们口中都流传着“初一翻车、十五到底”的说法，形容深不见底的悬崖及湍流。

　　每每回忆起家公讲述的这段历史，林嘉茹总能从公公的脸上看到泪珠，这是属于父辈南侨机工们一生中最难忘怀的深情。

　　在林嘉茹眼中，翁家贵不仅是家中长辈，也是家里人心目中的英雄。在翁家贵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林嘉茹触摸那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时，总能想起家公在世时念叨的话：“想再走一次滇缅路，再看一看惠通桥。”

　　王亚六与日本空军斗智

　　1939年，22岁的王亚六成为第三批回国的南侨机工。看着数千台最新支援过来的美国道奇货车，王亚六知道，眼前的这条路不仅是抗战生命线，更是自己英勇报国的“战场”。

　　滇缅路上一辆辆疾驰的卡车，满载战略辎重，将一批批前线急需的装备运送回国。如此的运输效率，使滇缅公路成为1939年以后日军的眼中钉，尤其是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滇缅公路成为日军重点轰炸目标。

　　这次回到海南的王凤怜回忆，父亲王亚六讲过最为自豪的经历，就是他与日本空军斗智。1941年1月，王亚六等驾驶着15辆军车刚到澜沧江上的功果桥桥头，日军飞机空袭，守桥的宪兵封锁桥面。王亚六等机工只能下车钻进路边石崖上凿好的防空洞中。27架日机一路轰炸，呼啸而过，炸弹爆炸激起的水柱高达好几丈，功果桥桥身一边铁索全断，整个桥面吊板往下坠。

　　桥断后，数百辆汽车排起长龙，在功果桥两侧隔江相望。聪明的王亚六和机工们很快想出了对策。他们利用几百个空油桶，用钢丝栓在一起，数个一排做成了“渡轮”。

　　用油桶做的渡轮摆渡汽车每次运送一辆卡车，由两岸的机工拉着“渡轮”上的钢缆，摆渡过江。后来嫌这个方式慢，干脆就用数个空油桶一列，在江上铺设了好几列，再铺上木板搭建成浮桥。

　　王亚六是第一个把车开过浮桥的司机。王亚六小心翼翼的驾驶着道奇汽车，稳稳的控制着车速，在众人的一片欢呼声中顺利抵达了对岸。和王亚六随行的机工们也用王亚六的方法，顺利完成了运输任务。

　　而这样的惊险与敌人的斗智斗勇，包括王亚六在内的很多南侨机工都亲生经历过，他们用自己的英勇和智慧穿梭在抗战的生命线上，是名副其实的“抗战英雄”，这在后来的《南侨颂》中也有体现，这种精神的表达也在无声地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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