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千年的文人友谊

八百六十六年前，海南临高，四十七岁的朝廷官员胡铨，因几句“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风月。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好事近》全文）而得罪权臣秦桧，被流放海南。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来时的路上，还没有跨过琼州这一道浅浅的海峡之前，胡铨是愤懑的，如同李德裕、苏东坡、李纲、李光、赵鼎和后来的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元文宗）一般。但跨过这道海峡之后，瑰丽旖旎的风情、淳朴善良的乡民、知礼善教的县令，让胡铨释然了，我们相信他释然了，他一定读到了苏东坡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一定体会到了“处江湖之远”，远离权力中心的好处。

在这里，这块化外的流放之地，在这块让中原士大夫感到恐惧的地方，当他来了之后，却感到了欣慰和自在。修一口井，他们会感恩戴德，讲一次《春秋大义》，他们会深明大义。胡铨离开的时候，临高仕子们的学问已经有了很大的长进。临别的那天，胡铨为县令谢渥留下了墨宝，更在自己住宿的地方题写了“茉莉轩”，并作诗：眼明渐见天涯驿，脚力行穷地尽州。胡铨走后，谢氏族人将他讲学时用的书桌、座椅、笔墨纸砚和留下的墨迹全都珍藏并保留了下来，元朝初年惨遭元兵焚毁。但胡铨、谢渥、戴定实三人的友谊佳话却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沉淀，在澹庵泉井旁流传了下来，一代又一代，直到现在。这是一种基于学问、基于为官者的正直与淳朴，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眷顾的友谊，没有一丝一毫权利或是利益的成份，就如同数千年前的钟子期、俞伯牙一般。

偌大的海南岛，北至海口，南达三亚，西望越南，东临丝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胡铨由岛屿北岸登岛，沿着海口、澄迈、临高、儋州、昌江、东方、白沙、乐东这条西线一直到达终点吉阳军（即三亚），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为什么唯有临高，唯有谢渥接纳了胡铨？正是这种友谊，这种为官者的正直与淳朴，这种基于国家民族的深深眷顾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在泯泯之中左右着一切。

秦桧死后，胡铨重返朝廷，官复原职，距离其流放之始已经二十三年（其中八年在海南）。这些年里，谢渥勤于政事，亲自督导农民种田开荒，文澜江逐渐变成了富饶的鱼米之乡，“野草荒原正断魂”的情景成了永恒的历史。不久，年事已高的谢渥辞官卸任了。他没有回福建老家，而在临高城南官位村住了下来，其子谢宗恩、谢瑞、谢详都成了廪贡生。他的后代散居在临高各处，逐渐发展成庞大的谢氏家族。谢家将正直、淳朴、重视文化、忧国忧民的家风传承了下去，从谢渥、胡铨、戴定实的时代直到如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临高人。

从戴熊飞、冼雷、王佐、刘大霖、史流芳到张岳崧、张延、王良弼，直到今天正直、淳朴、重义气的临高人，隐隐约约中我们总能看到夜色下、黄昏中找井、讲学的胡铨，总能看到文澜江边、荒草丛旁教民众筑堤、开荒的谢渥，总能看到晨曦中、烈日下，抱书苦读的戴定实。

资料图：临高乡村风景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临高的岁月，不管是胡铨、还是谢渥，他们都处于怀才不遇的阶段。如若将历史拉长，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因得罪奸佞被流放的二人，还是二人的弟子戴定实，在那个政治黑暗的年代，面对有志难舒、有才难展，处处面临着压制、排挤的境遇，他们没有如同陈子昂一般悲天悯人。他们将海南、将临高当成了家，当成了施展人生抱负的舞台，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前人苏东坡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不管他们在何处，临高、吉阳军还是高高的庙堂，在内心里，在骨子里，专属于他们的正直、淳朴、忧国忧民已经深深的扎根、开花、结果。

正因如此，临高人对胡铨代代相颂。据清康熙樊庶纂修的《临高县志》记载：“澹庵祠，在学宫之西。康熙四十四年，知县樊庶鼎建。”又“按：祠于明嘉二十五年，知县陆汤臣建于西郊，以祀宋名臣胡忠简公铨，置田为修葺费。”而自建祠以来，临高人岁岁祭之而从未间断！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临高人崇文尚学的习惯。

澹庵泉井的骨髓在哪里？

在胡铨、谢渥、戴定实们的骨子里，在专属于他们的正直、淳朴、忧国忧民和高山流水里，也更在临高人的崇文习惯里……（本文作者为西北大学在读博士）

相关链接：

• 上一页
• 1
• 2
• 3
• 4
• 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