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异地高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外地生源要求获得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权利，本地学生则担心放开后挤占了自己的教育资源。甚至前几天还出现了北京家长与外地家长在教育部门外对峙的情况。如此让教育部门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令人纠结的现状呢？异地高考表面上看是教育问题，本质上则是社会经济的问题。笔者以为，异地高考问题的出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教育资源的获得在个人发展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二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三是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因为教育资源在个人发展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人们的努力目标就是抢夺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这是异地高考问题出现的最根本动力；其次，如果这优质的教育资源各地分配得公平，那么人们也不用去考虑异地高考；再者，如果人们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都被限制在出生地，基本上没有流动，也不会出现异地高考的问题。只有当人们既看到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又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同时人员流动又放开了，于是，通过在资源富余地参加高考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就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异地高考的问题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根据笔者提出的学业规划与个人发展学理论，在理想状态下，影响个人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只能有两个，其一是个人的选择，其二是个人的努力，也就是社会应当给予个人最充分的自由发展的保障。前面讲到，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成为影响个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至于自身的选择与努力倒在其次，这显然是没有达到笔者所讲的理想状态。而它又成为异地高考问题的根源。那么这一根源是如何产生的，又该如何消除呢？它其实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现象。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社会经济资源有限或者稀缺，个人发展的机会也相当有限，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道路上学、招工或者参军等，而上学成为个人向上流动的最主要的通道。这时的社会公平只能称为机会公平。即给每个人平等地参加竞争的机会，至于能否获得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则看各人的努力程度。这一机会便是高考。国家争取给每个人参加高考的机会，但能否通过高考获得上大学的资格，则要依靠自己的努力。通过高考录取的可以上大学，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获得良好的发展平台。没通过的只能在较低的平台上发展，比如做工、务农等等。

　　实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的上升通道得到了空前的扩展，除了传统的参加高考，人们可以通过打工、经商、创业、留学等各种渠道获得自身的生存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显然，这时的公平就比计划经济时代具有了更高的层次和价值，我把它称为起点的公平，它不仅给了个人努力的权利，更给了个人选择的权利。如果这一趋势得以持续并不断加强，那么高考在个人发展中将不再显得那么至关重要，人们心目中的所谓名牌大学等优质教育资源也就不会那么炙手可热，于是，人们也就不再会为了抢夺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而争得面红耳赤，异地高考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一市场化改革以来所形成的良好发展趋势并未得到持续和加强，反而由于政府的过多介入和国进民退等潮流的影响，造成了打工、经商、创业等新的个人上升渠道的狭窄甚至堵塞，一度显得不那么重要的高考和优质教育资源又成为人们心中的神，在人才市场中，名牌大学毕业的身份虽然不再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的竞争优势，但依然有着巨大的相对竞争优势，于是，今天的人们仍然是如此地在意获得名牌大学等优质的教育资源，异地高考的问题浮出水面。因此，笔者认为，病虽在异地高考，根却在社会经济改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部门可以无所作为，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在目前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很好地适应它并逐步地向理想迈进？当是教育部门思考的中心。以笔者之见，在目前起点公平尚未做到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退而求其次坚持机会公平，也就是给参加高考的学生以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说到了异地高考问题出现的第二个条件，即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京学生考取北大、清华的机会要远远高于河南、山东等省。在这种情况下，外地学生当然会相方设法地争取到北京参加高考。而北京的学生也会拒绝外地生源蚕食他们的利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很简单，就是将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即在分配优质高教资源(比如一本院校)的招生计划时，应当按照全国统一的录取率进行分配。这样，各地的录取机会相同，学生也就不会再有异地高考的期望了。(张恒亮)

　　(作者系学业规划与升学决策研究专家)